刑科给事中田赋奏：查得先年旧例，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粮米，俱民自运赴瓜、淮水次，听江北、南京各总官军领兑。成化年间，始罢瓜、淮之兑，官军雇船过江就各州县水次领兑，于是始有过江脚耗之加。该纳粮米务要照依原样干圆洁净，糠枇粗碎者俱要晒扬，不知后因何例免其晒扬，于是又有补湿补润之耗由领兑之说，盖欲军得脚价之费，民免转运之劳，是交便也。今则年久事定，人玩弊多，不复如昔，何者？府县征收之期多不如限，每每延至四五月间，官军加耗之讲，又复多求，往往致争，殴讼人命。民料其运迫，必插和然后肯加。军挟其米低，必加多然后肯兑，愆期误运，损民害军，其流之弊已至于此。将使监兑亲临以禁之欤，水次不下五六处所，就使一到即完，亦必穷年始遍，月日不足也。将欲委官以平之欤，可任委用者少。况军民无统，不遵戒饬，若曰申明禁约，则亦徒文具耳，势自不能也。至于湿润之说，尤为百弊之源，何者？耗以湿润为名，则未决已不堪矣。就使尽数，必然亏折。况各该运官不虞后患，止利目前，一得湿润之粮，遂为附于己物，易卖银两，上下交侵，把总则每船提取，卫总则每事铢科。及至上纳不足，未免借债挂筹，年累一年，弊日益弊。今岁，若浙江把总都指挥韩平之剋取，处州卫指挥弓涌、宁波卫千户冯钦等之赃犯，皆是物也。查得户部议单内开，有兑运粮米，江南直隶五斗六升，若民自运至瓜洲兑军者四斗一升，运至淮安兑军者三斗六升，是亦未尝不许民之自运也。奈今议者以为若复水次，当创仓廒，与其烦扰，曷若从旧，是殊不然。凡事穷必变，变而后通，今兹之患，是在不从旧耳。瓜、淮一定，则军船必限十二月取齐民粮，必限正二月运赴，船必先至，粮至辄兑，皆取必于船，固无待于仓廒，而又临之以监兑，督之以漕司，有司有警惕预征之心，运官无需索勒增之弊，职愚以为莫大之便。又见得湖广今年兑军，俱系晒扬好米，并无湿润之耗，军民各无争怨，情法亦为大公。以是推之，则直隶、浙江未必不可行也。此二者，非新创之纷更，乃复旧之良法，而绝漕运之大弊者。乞敕户部再加议处，或尽革过江之耗米，以复瓜、淮，或尽革湿润之补增，如法晒扬，预行各该衙门，俾知从新遵奉依法交兑，违者照例参治。
□□□河以通粮运。
都御史陶琰、总兵官杨宏题奏：请□□□□□□并军卫有司管河官照例赴□□□□□□□，著为定例，永远遵守，工部复提奉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务见成功。如或怠玩偏执，罪有所归。
怜恤运军阻冻之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