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契既作，纪载斯兴。纪载兴则法制昭而典常备，观得失者，得以稽其迹；议变通者，得以证其言。是故纪载之文不可无也。惟我国家自有漕政，而诸莅事之臣纂要辑略、揆图陈艺，庶几无遗文哉。然皆一人记一事，一事立一《志》，而《通志》阙如也。嘉靖戊子春，予董漕于淮，方欲图之，前乎三年，乃总戎杨公希仁、参戎张公文光，业已勒成矣。自渠与职、与卒、与船、与仓、与数，而为《表》六，自例与议、与文，而为《略》三，经纬相承，本末互见，洪纤并著，纲挈而目炳如也。予观之，喜曰：“是可以传矣！”夫志“渠”则会源厮流，排壅捍决，寻水道者弗迷焉。志“职”则因官以系氏，因氏以考绩，业守明矣。志“卒”则十夫一艘，而数千里悯然抚其穷也。志“船”则形制画一，而考度之理彰。志“仓”则在内在外，转搬支运，偏可救也。志“数”则率二石而致一石，不亦艰与！至于法以守经，例以通变，天下之事存乎议，天下之议存乎正，志 “例”、志“议”，法也；文以纪事、以著勋、以述德，志文斯备矣。故曰可以传，抑用无穷而出有限者，财力是已。是故可征也，不可尽也。漕政，民输其粟赋而不运，军输其力运而不赋，法至善焉。经国君子，恒欲财与力均节而不尽也，民与卒胥足而不病也。考于《志》而不能无助云。 嘉靖庚寅季春望日，赐进士第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、前总督漕运兰溪渔石唐龙撰《漕运通志》序 漕运，其来尚矣。自秦以降，其法寖备。迨我国家，监于历代累朝损益裁成，地势南北会通，然后民居而纳贡，兵出而转输，功力相资，上下具足，百五六十年，漕之利用于斯为盛。夫制而用之谓之法，载而藏之谓之典，典存然后可以观法，可以立事，可以通变，于是漕、河诸《志》作焉。 岁辛巳，皇上初御极，廷臣佥举今大总戎杨公来提漕事，五载于斯，漕政聿修。暇则阅诸《志》，而各究其攸趣，然烦简不同，事变日异，若有不能已于言者。于是博采群书，旁征案牍，原其事之所始，迹其要之所归，观其会通，以约于典常，成手录若干言。间尝质诸大中丞李公，公寻迁去，兹复质诸今都宪高公、参戎张公，谓不可不统其绪也。乃属余任其事。余拜而受之，曰：“贤矣哉！数公之役心也。《书》曰‘其尔典常，作之师。’不亦允蹈之哉！”于是窃承其意，撮其所录，删多而益寡，其所少，会要作《表》六卷、《略》三卷，名曰《漕运志》。夫有□承而后人力可施，故首之以“漕渠”，而“漕职”次之；有大人之言始有小人之事，故“漕卒”次之；顺以动旅而后可以通船，故“漕船”次之；动必有所居，故“漕仓”次之；居有常而后可稽，故“漕数”次之；上有道揆，下有法守，故“漕例”次之；议事以制，政乃不迷，故“漕议”次之；绩载以文，文以通政，故“漕文”终焉。夫《表》立则经见，《略》辑则纬彰，志之所以作也。若夫变而通之，神而化之，与民宜之，则有俟于诸君子。 嘉靖乙酉夏六月朔，瓯宁谢纯序